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检察官可能是刻板、生硬的。然而在我看来，冷酷的刑案、冰冷的法条背后，总是透露着情感和温度，折射着人性的光辉。

　　检察履职应该有怎样的情怀和面向？今天，我和大家分享三个小故事。

　　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以前。那是一个来自偏远山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，直到坐在铁窗后面，他还不知道别人偷车、自己望风也会构成犯罪。风华正茂的年纪，就因为不懂法而铸成大错。

　　讯问中，孩子稚气未脱，双眼充斥着迷茫和不安。这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，法律之外，还应有人情和关爱。也是这一次，我们率先在全市检察系统启动了“挽救心灵”工程，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各项工作机制。

　　此后，我们为每一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建立了保护性档案，引进了“心理纠偏”工作方式，以专业心理咨询疏导问题少年。同时，辅以“行为矫正”等工作方法，用劳动体验教育失足孩子。办案之余，我们还争取了“蝴蝶妈妈”等社会公益力量共同开展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、考察工作。

　　当这些失足未成年人从懵懂到若有所思，我看到他们的世界从浑浊逐渐变得清澈。我坚信，法律是公正的，但不是无情的。检察官是冷静的，但应该是充满人情味儿的。虽然他们是犯罪嫌疑人，但同样也是一个需要被尊重的个体。办好一个案子就如读懂一本书，代入感和同理心不可或缺。只有感受到他们的感受，司法才有人文情怀。

　　第二个故事发生在2016年的夏天。

　　那时，太湖西山垃圾案曝光，办理污染环境案件的常规模式是，必须监测出有毒有害成分后才能被认定为污染物。而新倾倒的生活垃圾并不会立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。

　　困扰随即而来，难道就因为现在检测不出有毒有害成分就不认为它是污染物了吗？难道只有等这些生活垃圾腐败发酵产生有毒有害物质，使环境遭受污染后才能办理吗？那我们的青山绿水怎么办？

　　检察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，我们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

　　我带领办案团队审慎、全面审查案件，对生活垃圾的组成及危害性进行了深入了解。我们提出了“环境不相容”理论，认为“当某种物质进入与其不相容的环境中，对于环境而言，就是具有有害性的污染物”。

　　这样的界定，在全国范围尚属首次，最终被审判机关及社会大众所认可。

　　我坚信，在环境污染的治理中，在碧水蓝天的保卫战中，检察机关就应该有所作为。追寻司法温度不仅需要柔情，更需要有啃得下硬骨头的担当。

　　第三个故事就发生在一年多前。

　　当时，我承办了一起污染环境案，一个小作坊主将电镀废水直接排到了屋后的土地上。

　　那一刻，我告诉自己，办理环境污染案件，一定要把环境修复放在首位。

　　在环境污染案件中，“要修复，先鉴定”是惯例。然而，鉴定耗时长、费用大，有时甚至会超过修复费用。一方面，这些污染环境的小作坊本身经营规模小，作坊主承担了鉴定费用可能就没有修复费用了。另一方面，环保部门用于鉴定的财政拨款非常有限，不可能做到逐案鉴定。一个案件，就足以用掉环保部门全年的鉴定预算。如果我们还是将鉴定设置为必经程序，必将大大阻却犯罪嫌疑人环境修复的脚步，无疑是舍本逐末。

　　我坚信，处罚只是手段，消除污染后果才是真正的目的。于是我转变思路，尝试能否绕过鉴定程序，以环保部门评估的方式对修复结果直接验收。

　　没有先例可循，我们就摸着石头过河。

　　什么样的企业才具有环境修复的资质？如何将刑事案件中的环境修复工程与普通的环境建设工程相区分？如何评估环境修复的目的是否已经达到？我们一次次地与环保部门、环境修复企业、审判机关、被告人沟通，探索出了被告人自主联系有资质企业、修复方案及修复结果由环保部门聘请专家审核确认，检察机关全程跟进的工作机制。最终，环境得到了修复，环保部门也不再为鉴定费用犯愁，真正实现了“共赢多赢”的目标。

　　回顾姑苏区检察院成立以来的7个年头，从守护文物碑刻到勘察盘门古城墙、从还原受损的吴门桥到重栽苏大校园古樟，我和我的同事们，以公平正义为圆心、以事实法律为半径，为公共利益而执着守护。

　　穿上这身检察蓝，我们就是法的标杆！重任在肩，我有责任、也有义务去追寻那一份司法的温度。